（《左传?桓公六年》）在这里，忠于民是信于神的必然选择，而信于神是忠于民的精神支柱。

(四)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批判利玛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万物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立者，一类是依赖者，认为理是依于物而存在的，决不是万物的本原。利玛窦回答说：君子所谓无意者，虚意、私意、邪意也。

在他心中所深藏着的，依然是如果没有一个赏善罚恶的神，人们就会无恶不作的隐忧。(58)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载《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98页。所谓在天之天，就是利玛窦所说的良善。非但不足以止恶，而只能使受虐者产生对社会更为仇恨的心理和报复的心理，使许多善良的人们也受此残忍风气之熏染而逐渐泯灭其对于同类的恻隐之心，使残忍的风气更为盛行。……君子知此，念道之无穷，而知能之有限。

(49)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载《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01页。每一天都是天地的起始，那么，每一天也都是人类以人造天的新的实践活动的起始。《大取》篇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圣人有爱而无利，伣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

这对于中国的政治文明的进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最初，夏商的统治者假借天命来愚民，但夏桀与商纣，皆因残暴而灭亡。所以民国时期的墨学专家伍非百先生曾经说道：所谓兼爱，即交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子的尊天事鬼绝不是粗鄙的神学。

而认为科学技术发明，应该用来增进人类福祉，造福人类，有利于国计民生。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

智其一人之盗也，不尽是二人。墨家兼爱，显然也提倡爱己。《兼爱上》篇的最后一句话说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墨子又引古书《吕刑》之言 说：所有诸侯以及百官士民，凡是有德行的人，就可以任用，即使是鳏寡无依的人也都一样也没有关系。

墨家志愿者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为了天下，可断指可断腕，可生可死。尊重他人的主体资格，这是兼爱思想指导下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前提与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兼爱是不能成立、不能持久的。又曰，交相爱，兼相利。本之于古，原察于民，用观于利，兼爱学说在理论上高度自洽，对现代社会依旧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墨子-大取》有言：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从字面来看，兼这个字，有兼顾的意思，而交这个字则强调互动。

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出于崇高品德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出于崇高品德的明察才是真正的明察。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是日薄西山。与孔子制天命而敬鬼神而远之相比，墨子明天志而非天命，在墨子看来，天是兼爱而公正的，天喜欢勤劳的人，那么天怎么会规定宿命呢？命运这种东西，是暴王所作穷人所述的东西，非常要不得。则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基本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上天是兼爱天下之人的，兼爱源自天志。而繁体字愛，从心，从友，包含内心友好的意思。当然，墨家不但是天志信仰的继承者，也是这个信仰的总结者。

古典墨家兼爱学说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一定的普适性。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东周时期，这种进步的神学思想俨然形成了一种现实的传统。三、用观其利：劝兼爱之行，兴兼爱之利墨家的兼爱学说，也是观察社会治乱，医国疗世的产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墨家还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兴天下之大利方面的巨大意义。养了一头好猪，人们自然会去找好的屠夫。

正如刘清平先生所说，孟子对墨子的责难明显缺少文本根据,只能表明他是怎样狭隘地恪守儒家有父有君的立场以及对墨家缺乏同情理解。而且《兼爱下》篇又明确地辨析了兼爱不害孝的道理，即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敬天志明鬼神，实际上是用古老的宗教观来劝善，墨子尚贤，实际上是用榜样的力量竞赛的方式来劝善，墨子深恐劝善还不得力，于是《兼爱中》篇则又用利益的诱导来劝善。兼相爱是建立在非攻的基础上的，不侵犯别人，让别人有自己独立自由的空间。

《兼爱中》篇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就使得古老的信仰更多包含了天赋人权的道理，从而对庶民阶层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实际上，我国的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宗教的规劝、教育甚至威慑作用，墨子更是把宗教作为社会正义本身，他所谓天鬼，简直就是一位淳淳教诲大家的忠厚长者。不过墨子认为，增加社会总体财富的方法，非外取地也，而是要因其国家加用而为。

而遇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墨家则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要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政治竞争的行政职位，则广泛涉及天子、宰相、三公等各级官员。

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从这些古文献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基本信仰：上天并没有将人的命运规定死，达者必须自求多福小心翼翼注意自己的德行，才能保有他们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尚贤的政治要求也不仅仅是废除亲亲之道，而是从根本上废除私天下、家天下本身而特定的主体，则总是由特定的生活方式所生成的。

但这一突破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解构传统形而上学，这为建构当代原创的哲学思想扫清了道路、提供了可能。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意味着：在制度规范建构中，应当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

事实上，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建构乃是现代性的题中必有之义，那么，已经有一些学者在探索超越民族国家这样的课题。（《周易·序卦传》[⑧]）所谓中学西进，意谓一种当代原创的中国哲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反过来向西方传播，且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接受、甚至为西方所主动寻求。

其中有些客观条件，例如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提升之类，并不是学者所能为的事情。寻求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民族主义情结乃是他们的共同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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